夺回一个必然性来
大概两个月没写日志了，这两个月马不停蹄，总算是完成了学位论文的核心章节。这件事得先记录一下~
今天的这日志算是对过去几个月的一些感想的总结。
这几个月间，我认识了一些“左派”特别是“托派”人士，英国的还有国内的；读了一些杂书；也亲历了一些我这个城市当地的社会运动。人们的主张自然是不同的。但，但凡是有一些自己的主张的人，都会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习惯于用一个思路来和论敌战斗：
“这是不对的！”或“不应该这样！”
举个例子，反资本主义的常说“资本主义是罪恶的！消费主义灭绝人性！资本家道德沦丧！”
又如，那些比较“右”的人士会说“专制是不对的！国家不能决定这些！无论如何，也应该首先保证形式民主！”
再如，反同人士认为“人有天然的生育义务！“
而平权人士认为“人有去选择的权利！”
……等等。总之，就是不对，就是不好，就是不行。
我并不想批判这些观点本身。这些观点提出来本身是有意义的。它们当然是基于现实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提出的，并且肯定会给某些群体带来实际的利益。
和以前一样，今天我们还是来探讨思维模式或方法论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应该”、“本来就是”、“自然的”的思路？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思路是如何诞生的吧。
比如，我们要如何劝别人下雨要打伞呢？
方法一，“下雨要打伞。”“为什么？”“否则会被淋湿。”
方法二，“下雨要打伞。”“为什么？”“就是应该！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么？！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你不打伞你傻缺吗？”
我们用哪种方法来说服别人？我相信多数人会选择一。为什么？因为显而易见人们一般来说是不太喜欢被淋湿的，如果知道了这种因果联系，就会自然地选择去打伞。
而第二种说法，似乎比较吃力不讨好。要说的字数比较多，而且，也没告诉别人不打伞的后果到底是什么。于是，被说的人就没法去自己根据后果去选择，而只能强行明白“哦……原来不打伞不对啊。”
再举个例子，我们如何劝别人天冷穿棉袄？
方法一，“天冷穿棉袄。”“为什么？”“因为穿上就暖和了，就不用被冻了。”
方法二，“天冷穿棉袄。”“为什么？”“人们天冷都穿棉袄。而且不穿棉袄是不对的。而且你不穿多奇怪啊。总之你不穿你傻缺啊？！”
和之前那个例子相似。但是我们不妨想一想，选择一有的时候是有风险的。比如，人对温度的体感是不同的。没准被说的人在听到了一这个客观判断以后，仍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挨冻。而选择二，则被说的人有可能迫于社会压力，怕被当成傻缺，于是放弃挨冻。
我们来说个复杂一点的例子。比如，我们如何告诉人们欧洲央行应该施行宽松政策？
方法一，客观地解释宽松政策的后果。“施行了宽松政策以后，总体来说对欧洲的经济是有利的。将有利于欧洲国家出口，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就业压力，拉动欧洲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德国更有利。但是像对希腊这样的国家还没那么有利。”
方法二，对人们进行某种观念的灌输，甚至上升到道德层面。“紧缩了这么多年你们不是不爽吗？那就宽松吧。就是应该宽松。你看美国不就宽松了吗？如果你们这么不支持欧洲央行，你们觉得自己履行了民主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吗？”等等。
好的，方法一也许对德国公民比较可取，因为对德国总体有利嘛，所以即使告诉大家是这样的，大家也会这样选择。但是希腊人呢？对他们最好还是适用方法二。
一和二的区别在于什么？乍一看，是更“科学”和更“道德”的区别。或者，是更讲理和更讲感情的区别。或者，是更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区别。是吗？当然也是。
但更深层次上看，它们的区别在于选择的机会。
方法一大概可以归结为一个模式：“具备了A条件，会得到B结果。”至于要怎么做，您随便啦。看您有没有A条件啊，想不想要B结果啊。
方法二则是另一个模式：“就是应该A，非得A！”咱都没有选择权好么。您不选A还有没有大脑，有没有良知啊！
其实，受过方法二这种思路拘束的，多半都会比较讨厌它。希望人们都用方法一来被对待。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充满了方法二？
首先可能有一些朋友，特别是理科出身的朋友，会认为，这还不是因为文傻太多么。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因为人为因素对其认识对象的介入较少，比较容易得出那些可以供人选择的结论。解释一下：
如下雨要打伞，咱是德国人不打伞也会被淋湿，咱是希腊人也会的，和咱具体利益关系不大。所以，就告诉我们不打伞会怎么样，让我们自己选择打不打伞，无伤大雅吧。
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目的总是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所谓规律，就是之前说的那种“条件A导致后果B”。它是两个现象的连接。这种链接是可以被操作的。
这也便是人们去认识自然的意义。我们并不是为了认识自然而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的最初的动力是去征服自然界中的种种不可抗力。当我们的祖先将雷点、山火、潮汐归结为“条件A和后果B”的链接，能够预测它们的发生，甚至利用他们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就不再受制于这些自然现象，而是能利用他们，征服它们。
那么到了人的社会活动中呢？和自然界有什么区别？
首先，社会活动更复杂，更难假设，也难设计实验，也难得出结论。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中的人们的利益是彼此矛盾的，冲突的。
回到德国人希腊人的例子。其实央行的决策者们是清楚的，一个政策的结果会如何。相信聪明的德国人和希腊人也心知肚明。但，利益冲突就是冲突。如果我是德国人，我应该如何让希腊人接受宽松政策？把规律大大方方地解释一下就不太好办了。最好的方法还是一阵洗脑和忽悠，最后上升为一个“就是这样”的应然判断。也就是，用方法二。
以往的统治者也是如此。统治者认为君权神授？或许。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就是神给我的权力，就是应该我统治”的调调本身是重要的。
革命者也是如此。我怎么和人们解释清楚革命之后要进行何种利益分配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呢。所以，“就是要革命！”“难道统治还不够黑暗么！”于是乎，也就会用这种思路。
不统治和不革命的咱普通人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就是要和邻里和睦相处。否则，难道我们还要去计算半天和睦相处和不和睦相处的利害关系的区别吗？
可见，即使我们面对不讲道理的辩论者会非常厌恶方法二，但方法二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现阶段是不可少的。我们自己也在依赖它。
有的时候，方法二是隐藏得很精巧的。譬如，社会科学中不是有著名的价值中立研究方法么。
特别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学生会被教育“我们要避免采用不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
这个看起来像是有点集合悖论的。我们要，不就是“我们应该”么，于是不就是“我们应该不采用‘我们应该’的方法”吗？
“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离不开一些取样、总结、抽象。这些过程当中，怎样消除主观倾向性？几乎不可能。
为什么方法二要被隐藏起来？很显然，因为它在一个“客观”、“普遍适用”的外表下，是有利益的倾向性的。“应该如何”，其实隐藏的的是“这样以后某些人会收益”这样的结果。只不过，这个结果是不能说的。
想想德国人和希腊人。
康德其实发现了这件事。他说这些方法二东西不能被叫做道德。它们其实并不是“应然”，只是一种利益选择。不信，你让每个人都实践一下，肯定不会所有人都受益的。
但是，康德相信比起这些假的方法二，有一个更伟大的方法二。他坚信有一种“应然”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会让所有人受益。或者受不受益已经无所谓了，这本身就彰显了人性。或者“实践理性”。康德把这个叫做“绝对律令”。而之前那些方法二，和方法一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B所以A，都是“选言律令”。
但是康德无法给出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应然”的规则。他说认识这些不能靠科学，要靠信仰。并且认为能支撑这个理论的唯有上帝存在。
说多了。
总而言之，既然这种“方法二”总是要趋向于一方的利益的，那么就解释得通为什么要剥夺人的选择了。
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就是不告诉你这样的前因后果。你只需要相信就应该这样。就这样。就好了。
只要微笑就可以了。
科学的进步，是从自然界中不断争夺人的选择权。把人从不可抗力中解放出来。
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的本意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科学”，晚在19世纪才初见雏形。而之前只需要一些以“真理”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和神学就可以了。早期的有关社会的学文最多告诉人们“城邦应该怎样治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而现在，则会给人一些具体可以如何去做，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此乃进步。
马克思对社会的研究则是更为“科学”。这里指的是揭露规律，而不是给出判断。早年的马克思会直接谴责资本主义怎么血腥怎么罪恶，而晚期他则倾向于解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怎么运作的。
光揭示罪恶有什么用呢？无外乎是打个标语，游个行，告诉人们“不能这样啊！”那，要怎么样？
真正可以有所改变的，并非“他们怎么不对”，而是“我们可以怎样做”，“怎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当谴责对方的时候，道德责任是在对方手里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承认自己的敌人是个主体，是有自由的。而我们自己啥也不是，一文不值。
当我们懂了水到一百度才烧开，就不会对着九十度的水骂它不开。
同理，我们用“这样不对，不应该这样”骂一个制度之类的东西，则是在主动交出自己的能动性和自由。因为如果是一个我们充分可以改变的东西，我们绝不会为对方自己不改变而恼火。
要改变，就要明白那些规律性的链接，就要去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的后果，并试图去利用这种规律。——哪怕这种后果现在我们还不知晓。我们必须为它负责。而不是用“应然”当逃避的理由，当后果根本不重要。——
那便是拱手让出自己本应把握的必然性。
反对一个东西的最彻底的手段，莫过于从它手中将选择权、自由、必然性一道夺回来。